愿人类制服癌症
一一记中西女中1943届
涂莲英
“癌，是癌症”
镜头中的细胞组织，显示不规则变形。正常的细胞组织，看起来有如淡紫色的图案，可这儿斑斑驳驳，全乱套了。
她通过双目生物显微镜，在切片上清晰地发现了腺状癌细胞。涂莲英，上海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淋巴瘤病理学家，跟癌细胞打了几十年交道，在显微镜下看过无数切片，可是，今天这样的切片却还是生平第一块。
——这是从她自己身上取下的结肠切片！
同事们本想瞒着她，但是，他们终究没有能瞒住。他们同情地望着那轮廓分明的面容，担心她经受不住这个打击。
谁知过了一会儿，她从旁边取出一块病人的切片，调节着显微镜旋钮，又默默地工作了。这是一位疑难病人的切片，正等着看结论……
(一)
湛湛蓝天，飘浮着白云，江面一叶扁舟，远处青山逶迤……涂莲英仿佛成了大自然中的一只扑腾的小鸟。
证实生癌的几天之后，涂莲英被推进了中山医院的手术室。手术后的第三天，她支撑着倚床而坐，一手扶着画夹，一手捏着画笔，作起画来。一幅又一幅水彩风景画贴满玻璃窗，她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嘴角露出微笑。她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她不相信无情的病魔能将她一举击倒。
外科监护病房如今成了她的临时工作室，床头柜堆着参考书和论文资料，床栏上挂着鼓鼓的塑料袋，里面也是各种资料。她抱着病案夹，不停地写啊，看啊。走廊上人来人往，她干脆请护士在病房里拉起一条洁白的尼龙布，隔出一个小天地。 已经过了熄灯时间，夜班护士进来干预。“对不起，让我再干一会儿吧，我手头还有那么多事没干完。”她央求道。
“你还在弄什么?不能干了!拿回去，统统拿回去吧!”她的老朋友、肿瘤医院院长许良中很不高兴地咕噜着。手术前，他已经收缴过一次。涂莲英摊着手说；“总得把欠的‘债’还清呵!”
是的，还有数不清的工作等着她。五月份，要在成都召开第四次淋巴瘤病理学术讨论会，她是华东组的负责人，要忙着安排送交讨论会的论文；她指导的研究生小陆正在撰写毕业论文，她让小陆把显微镜带到病房，帮助他看片子，指导他修改论文……
(二)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党支部大会。
中山医院外科教研室。肿瘤医院病理科党支部根据涂莲英的一贯表现，决定吸收她加入党组织，今天借用这儿举行支部大会。
涂莲英端坐在轮椅上，身后的输液瓶垂下长长的橡皮管。此刻，她显得那样的庄重，如同一尊大理石的雕像。
一只只手臂举起来了——致通过!涂莲英深凹的眼眶溢满了泪水，哽咽着说；“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她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美国人。一九四九年，她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远涉重洋，赴美深造。一九五六年，她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与丈夫吴肇光，带着四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回到祖国。可当时，她那一腔报国热情，却受到了冷遇。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她天生的一副西方人脸容，以及她的血缘、海外关系，使她不可摆脱地被排斥为“异己”，甚至被怀疑是特务分子。十年内乱，她被打成牛鬼蛇神。她伤心过，苦闷过，但她坚信着一条“我是一个中国人，要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
当政治上的春天再度降临以后，她是那样热情地投入工作。有人把病理医生比作法官，涂莲英深知从她手中写下的诊断的份量。按理说，病理医生不必下病房，可是她常常在诊断前先去看病史，再去看病人，亲手去触摸肿块的部位。病人动手术那天，她还赶到手术室，亲自去取标本。她和蔼的面容，细声柔气的地道上海话，不厌其烦的待人态度，使病人一见就高兴。而她呢，也真有耐心，有时竟会陪着素不相识的病人，从病理科走到化疗室、拍片室，到一个个楼面，帮人寻找医生。
恶性淋巴瘤的病理诊断十分困难。国内外对恶性淋巴瘤的分类分型素有诸多分歧。她决心创立我国特有的淋巴瘤分类分型标准，提高淋巴瘤的诊断率。她先后对九千多例恶性淋巴瘤病理学的分类分型重新作了回顾分析，每一例都在显微镜下看两到四张切片。这是何等庞大的工作量！她没日没夜地工作着，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几乎精简到最低程度。她经常只吃两片面包加一只苹果，或者吃她独创的“中西合璧”快餐——开水泡饭加奶粉。
为了搜集各种病例，她四出奔波。她在市内倡议成立了淋巴瘤病理协作组。为了建立我国特有的淋巴瘤分类分型标准，她先后到过十八个省市。她患有严重的髋关节炎，可谁能相信，就是这个走路蹒跚的人，北起黑龙江，南到海南岛，三年中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可是，腿脚越来越不好使了。领导照顾上半天班，她放心不下课题，骑着家里的“老坦克”自行车出动了，她挟着拐杖从人行道旁慢慢跨上车，遗憾的是，一上了车，她就下不来了。她为了少摔跤，遇到红灯，只能绕道而行。医院领导知道后，专门派车接送她上下班。
东京，世界第十二届病理学会正在举行。大厅里，鸦雀无声，流利的英语嗓音，犹如潺潺的流水，中国病理学家涂莲英，向各国专家报告她的研究课题。当她微笑着鞠躬，收起讲夹时，全声响起了一片掌声。各国专家纷纷上前祝贺她在这么短时间里建立起中国的淋巴瘤分类分型标准。
(三)
美国西部波特兰市，涂莲英裹着厚厚的大衣，坐在轮椅上，由她的大儿子推着从大街上走过来。她利用养病时间，带着一大箱药丸飞到了这里。她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她要来看看在这儿学习的子女，会会自己的亲友。可是，在儿子家住了没几天，就呆不住了，催着儿子把她送到离家不远的俄勒岗州医学研究中心去。
医学研究中心每周要举行一次淋巴瘤会议，她坐着轮椅准时赶到会场旁听。那儿的医生、教授，知道她来自中国，对她分外友好。免疫学研究博士巴凯的课题与她的研究生的课题有相似之处，涂莲英坐着轮椅，迫不及待地闯进了博士的实验室。博士见她这副模样还登门请教，大为感动，详尽地介绍自己的课题，建议她去中心图书馆查找资料，还表示要送她一个细胞株。她坐着轮椅，“吱扭扭”地来到了图书馆，看呵，抄呵，来不及就去复印……
转眼间，她到美国已有一个月了，带来的药用完了，肝区疼痛加剧，她知道癌肿正向肝脏转移。她去做了超声波，荧光屏显现的造影情况不妙。这时，在纽约的友人朝裔美籍专家玄凤学打来长途电话，邀请她去参加骨髓穿刺技术进修班。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项关键技术在国内还是空白，不用这种方法做出淋巴瘤病理诊断，难以在国际上交流。
儿子知道母亲要去纽约，一下子怔住了。波特兰——纽约，从西海岸到东海岸，飞机要飞六、七个小时，相当于北京到上海的三个航次，并且中途还要转机。“你就是不听话!一点不珍惜自己。”儿子急火了。“你没看到我多想趁活着多做点事!”涂莲英固执而又温和地说。就这样，她坐着轮椅，只身飞到纽约。进修班只有四天时间，活动安排十分紧凑。涂莲英样样想看，玄凤学尽可能满足她的求知欲，还送她一大把穿刺针。可是，到最后一天，她累得支撑不住了，头沉重地直往下垂。她匆匆道别，在亲戚陪同下，赶回旅馆。回到房间，她脚一软，就人事不知了……
(四)
切片，这又是一块切片。淡紫色，映了一大块墙面。——研究生小陆一边放映论文答辩幻灯，一边讲解着。
家里窄窄的过道成了小放映室，她坐在轮椅上，专注地盯着幻灯。小陆几次忍不住提出休息一下，可她却总是说：“我行，抓紧时间，继续干！”她从美国回来后，又住进医院做第二次手术和照光治疗。由于体力越来越虚弱，她把单位里那摊子事挪到家里来了。
八月的一天，她让小陆推着她，去参加他的硕士论文答辩会。她坐在轮椅上，从头至尾足足听了两个小时。当论文在掌声中通过时，她的眼睛湿润了。她拉着小陆的手，连连说“祝贺你，热烈祝贺你!”小陆望着抱病赶来参加答辩的导师，心中涌起千言万语。
她急着要把骨髓穿刺技术推广开去。她把科里的进修医生请到家中，手把手地教会他穿刺，又让他去教别人。她还给中山医院送去了针。于是，在中心医院工作的丈夫吴肇光成了她的特别“信使”，时常向她汇报使用情况，还要传递她的意见。
听说朝裔美籍专家玄凤学来上海访问，在小陆的陪同下，她驱车过江，赶到上海船厂招待所看望这位老朋友，还带去了片子，带去了病例。玄凤学对她的工作十分满意，他们又是切磋，又是商量。当她与小陆驱车穿越浦江隧道返回时，手表指针已转向深夜十一点。
涂莲英感到要做的事太多了。她深情地对丈夫说“老吴啊，你要是能再给我两年时间就好了!”
望着妻子苍白的脸色，这位著名的外科专家强忍着心中的痛苦，劝慰她：“你还是多休息，少工作吧!”
可是，她的日程表上还排了那么多等待完成的事情：
成都会议对全国淋巴瘤病理分类分型标准提出了修改意见，她又在翻阅资料，着手作最后修改；
她和日本、联邦德国专家合作撰写论文《T细胞淋巴瘤分类的建议》，快要脱稿了。那两位专家对其中一个问题发生了分歧，来信请她作出裁决；
九千多例的恶性淋巴瘤病理学的分类分型标准，将要作成果鉴定，她要对论文作一番修改，然后译成英文，以便向国内外同行介绍；
上海科技出版社计划出版的《肿瘤病理学》，其中《恶性淋巴瘤》分册的许多章节还等着她撰写……
她相信，人类终有一天会制服癌症，如果能为这一天的到来留下一点什么，那么生命一定更有价值。
涂莲英凝望着阳台上那盆心爱的兰花。这盆兰花已养了三年，她期待着明年春天，它能再开一次花……
涂莲英同志致力于建立中国的淋巴瘤分类分型标准，并作出了巨大贡献。1986年3月7日不幸去世，终年六十一岁。原上海医科大学党委追认她为优秀党员。
节选自余建华等《愿人类制服癌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