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人，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记圣玛利亚女中1941届 邢 洚

邢志清

邢洚，曾用名邢佩秋、邢风宝，她出生于1924年7月14日，比我长九岁。她是我家第一个走上革命道路的，由于她的影响，我的二姐邢风珍，哥哥邢志澄以及两个兄弟都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外祖父重男轻女思想比较突出，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母亲只读完小学，并较早成婚，她把对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邢洚从小聪明，母亲用心培养她。在邻居的推荐帮助下，邢洚考入了较有名的圣玛利亚女中，过的是住读生活，每月只回家一次。她回家说学校的建筑就像一所修道院，大家开玩笑说在校的女生如同一群“小尼姑”。当时在校学生总共不到三百人，都是一些有钱人家的姑娘，象邢洚这样属小房产商兼洋行职员的家庭是极少的。

记得邢洚自小中文基础较好，一位远亲、老作家顾明道曾寄居我家，他藏书极多，文笔又好。邢洚在他住处遍览群书，深受影响。圣玛利亚女中英语要求特别高，而邢洚自知英语是弱项，因此入学后发奋攻读，结果很快赶了上去，半年内连跳了两级预科班。此后，她每天都会到图书馆看一两小时英语名著，不少是美国作家的名著，她能流利地朗读莎士比亚作品，这一切对她提高英语水平和丰富知识有了极大的帮助。同时，她也看了鲁迅、茅盾等一批中国进步作家的作品，为她参加革命起了良好的启蒙教育。

邢洚由于成绩优秀，人缘好，同学们曾选她当校刊《凤藻》的主编，也曾当过“国光会”、“自治会”会长。她在校中的最好朋友叫夏孟英，她们从预科同进初一，功课都很好，友情也很深。教她们的中文老师汪宏声曾在邢洚的毕业纪念册上题词，“如果孟英是李白，足下便是杜甫。”虽然她俩都并不精于此行。

中学毕业后，邢洚和她的好朋友一起进入圣约翰大学。因两人都英文好，同时跳级从大学二年级读起。此时因日寇侵华日益猖獗，家庭经济状况日见败落，而几个兄弟姐妹都已在贵族学校读书，家中开支甚大。邢洚只能利用课余时间为三家做家庭教师，挣点钱贴补家用与自己零花。邢洚读的是新闻系，但两年后，学校因种种原因，突然停办该系，她只得改读教育。平时她与夏孟英仍经常跑图书馆看书，她读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有些是夏孟英推荐给她的。后来她才知道，夏孟英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邢洚在大学读书时，校内的地下党组织看到她思想倾向进步，把她列为发展对象，考察后就动员她去解放区的江淮大学学习，不久又奉命重返上海，继续就读“约大”，于1945年3月正式批准为中共党员。同时，她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历任该会的劳工部、国际部干事，兼任女劳工夜校校长。邢洚曾配合地下党组织，对已当上准尉飞行员的兄弟做工作，乘在飞向台湾基地的时机，他弃暗投明，奔赴解放区。

上海解放后，邢洚进入上海军管会外事处工作，历任新闻检查组组长、代理科长，1956年调入中央直属机关，1962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协会理事，多次陪同韩素英、韩丁等国际友人，1972年任中国驻智利大使馆文化专员、一等秘书。1980年出任联合国新闻部新闻处处长。1985年4月回国离休。

我曾在作者李忠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一书中看到了报道胞姐在联合国工作的片断。我对她的才华更是钦佩……

1979年初夏，在一次联合国高级官员参加的鸡尾酒会上，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对我国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说：“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可在联合国工作的人却很少。中国应该多派一些工作人员到联合国来。”酒会结束后，大使陈楚很快向北京汇报。当时外交部长黄华非常重视，并请示国务院领导。曾在黄华部下工作过，在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邢洚的材料很快被送到了黄华外长的案头，邢洚以她英语好、曾求学过“约大”新闻专业、经常与外国记者和作家打交道等独有的优势，作为最佳人选推荐为联合国秘书处新闻处长。尽管邢洚长期在外事部门工作，但对联合国的情况却所知甚少，毕竟联合国离她的生活太遥远了。她开始研究联合国，积极准备……1979年夏末，联合国总部的“考官”、人事司司长阿瑟·海勒来到北京。随着考官对她英语口语不时发出的“0K”声，消除了她的紧张心情。“看没看过《联合国宪章》?你怎么理解?”“我认为，30多年来，尽管国际形势和联合国本身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宪章》的基本宗旨和原则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又是一声“0K”，结束了谈话。不久，邢洚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发来的录用信，出任联合国新闻部新闻处处长。同时被录用的还有外文局的女翻译唐笙，出任联合国中文处同声翻译组组长。

1980年2月1日，邢洚正式走马上任。当她远远地看见耸立在曼哈顿东侧的联合国大厦时，心里有一种难以表述的异样感觉。联合国新闻处是直接为150多个会员国服务的，几乎每天都有会，有时一天同时要开几个，每个会都要新闻处出简报。联合国每年印发的文件多达一亿多页，而这一亿多页的文件中，几乎有三分之一是新闻处“制造”出来的。联合国实际上是个国际大讲坛，什么代表都要到那里去讲话，而每个代表的讲话都要由新闻处记者负责记录下来，然后必须在会后一小时之内将其印成500份简报，放到专柜上，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而这些代表又很难侍候，常为记录整理稿中遗漏的或他认为所讲的某些要点没有采用而不满，有意见提抗议。为此，联合国副秘书长兼新闻部长(日本人)明石康召见她时，善意地告诉她；“你们每天要侍候150多个‘婆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邢洚刚刚上任二周就遇上了麻烦事，秘书长责成她去解释一下。这对邢洚来说不啻是个严峻的考验，已60多岁的联合国“元老”记者怕她应付不了，主动提出同去参加，明副秘书长也出席了会议。

邢洚主持会议，说：“我们今天来，想认真听取各位代表的意见，以便更好地改进我们的工作。请大家畅所欲言。”代表们大约觉得新处长是位东方女性，比较好欺，所以矛头一齐指向了她。所有的指责无非是新闻处的简报少写了一句话，那里没有把他们的原意完全表达出来。有的代表情绪激动，大有兴师问罪之势，邢洚拿着小本子，一边听一边记，同时思考对策。她知道对新闻处较多意见是来自于亚非拉美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东欧一些国家，她理解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大舞台上难免有的自卑心理，神经比较敏感，本已人微言轻，再有几句重要的话漏写，岂不等于没说?可是新闻处是联合国的服务机构，对所有国家需一视同仁，不可能因照顾情绪而为难记者，做传声筒，一句不落地全部刊登。这位第一次在公众场合“亮相”的邢处长早已打定主意“以退为守，以守为攻”。等代表们发表完意见之后，邢洚合上笔记本，从从容容地说：“……我想先表示一个态度，争取今后把工作做得让大家满意。”接着把话题一转，说：“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新闻处工作的特点是新闻报道，不是大会记录员，在简报上只能摘录其要点。每个人站的角度不同，心中的尺度也不一样，所以代表们认为重要的内容，记者却没有意识到，这在认识上的偏差，以后可能还会出现。因此，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总之，我们主观上一定努力为大家服务好，客观上尽量减少失误。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邢洚用的是英语，抑扬顿挫，侃侃而谈，态度显得很诚恳，柔中有刚，让代表们不敢小看她，又说不出什么。会后，那位“元老”记者也高兴地说：“Mrs．邢，你讲得很对，很好，我给你已打印出来了。留作个纪念吧!”那天，为中国代表作同声翻译的中文处唐笙组长也在会场，她亲眼目睹了那个气氛紧张的场面，会后对邢洚说：“当时我真为你捏了一把汗。你今天的英语发挥得很好。其实你完全可以用中文讲的。”邢洚说：“在这种场合如果我用中文讲话，明摆着会让人家看不起。今天，我是联合国职员，我必须硬着头皮讲英语。”

在联合国工作期间，邢洚总爱穿着中国的服装，酒会上总自我介绍：“我叫邢洚，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工作的五年多，结交了许多新朋友，她都会告诉他们；“我是中国人。”然后再缀上一句：“我来自中国。”

是龚澎选中邢洚接待韩素音的，周总理很重视这位有爱国感情的英籍华裔女作家。龚澎和邢洚虽同读圣玛利亚、都当过学校国光会、学生自治会会长，但却从不相识。韩素音对她的陪同是非常友好和满意的，特别在“文革”期间，在邢洚联络、陪同下，她在新疆、西藏等地进行了访问、调查。邢洚的名字能在著名女作家韩素音的自传体小说《吾室双门》一书中140多处提及，是一种肯定和荣幸。

胞姐离开人间已有一年多了，她忠诚于祖国，为母校、为家庭争了光，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我们永远怀念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