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瞩目的外交家姐妹

——记圣玛利亚1932、1933后 龚普生、龚澎

1960届 杨乡采访整理

成长篇

上个世纪初叶，在军阀割据，混战动乱的年代，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孙中山领导多次革命斗争，几经艰辛，终于推翻了清朝统治。那时有一位领导了著名的江苏靖江起义的同盟会会员——龚镇洲，他正直爱国，强烈反抗专制统治，在孙中山领导下，曾担任“铁血一军”旅长，转战长江南北，以“铁血大将军”的美名传遍江淮大地。他就是我国著名外交家龚普生、龚澎的父亲，

1913年龚普生诞生在上海，由于父亲龚镇洲遭到袁世凯的明令通缉，刚刚满月的她就随同父母亡命日本。1914年10月10日龚澎出生在日本横滨，她最初起名“庆生”，后改名“维航”，大学毕业后才改为龚澎。姐妹俩从小跟随父母在动荡不安和到处迁徒中生活，从日本漂泊到南洋，再到广州，最后回到上海。在广州父亲曾带着龚普生和龚澎去大元帅府，身穿深绿格子的孙中山还亲切地抚摸她们的头，和她们说话。她们的童年是幸福的，虽然在颠沛流离中，父亲也不曾忘记对女儿进行道德感化和思想熏陶，他时常讲述自己20多年的革命经历。父亲身材高大的形象以及他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像烙印般深深留在她们的心灵里，对她们的一生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二十年代，龚镇洲在上海期间，一度生活窘困，夏典冬赎，沦为城市贫民，但他始终不忘子女的学业，经常为他们的教育奔波。1928年龚普生，龚维航同时进入当时最好的学校——圣玛利亚女中就读，姐姐读初二，妹妹读初一。在中学时代龚普生就善于思考，有一颗急切追求真理的火热之心，1930年她曾经在校刊《凤藻》上发表文章《与友人论宗教书》，探讨人生和宗教问题。她在文章中写道；“现在的我，已不是以前抱着任其来随其去的我了。以前我以为人生不过是剧场，总有散的时候，散了以后，一切也就完结，就是精神灵魂也没有存在的可能。现在我却感觉到肉体虽可毁灭，我们的灵魂是永远不能灭亡”，“我这种言论，假使给旁人晓得，一定要说我是受教会学校的熏陶，可是您想我是能够顺从旁人见解而改变我观念的人么?我现在也不晓得我该归那个宗教?”。1932年龚普生毕业前夕，又在《凤藻》上发表了一段马克思关于宗教的名言，由于她很认同这段论述，就自己翻译出来。当时她把文章交给《凤藻》编辑部之后，一直提心吊胆，怕不刊登，后来还是刊登了，她心中十分高兴。龚普生追求真理的热情，一直延续到中学毕业，她到了北方，进入大学，才终于寻找到她自己认同的真理——共产主义。从此，龚普生为之奋斗了大半个世纪。

龚维航身材高大酷似父亲，一副男孩子脾气。她在中学里，衣着朴素，从不打扮，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如痴如醉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龚维航天资聪颖过人，功课之余，就是阅读英文小说。她有两件法宝：一是书本，每当她捧起一本书阅读时，就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她进入书中的境界，读到兴奋之处，她会手舞足蹈地向同寝室的同学讲述书中的故事，以飨同窗；二是一只饼干桶。她读书非常入迷，往往错过吃饭时间，经常忍着饥饿看书，后来被父亲知道了，父亲那里舍得，便每周送她一桶马宝山饼干。龚维航得到这桶饼干之后，如鱼得水，干脆不上饭厅了，每天除了上课之外，就是看小说，饿了就饼干桶一开，好象面对王母娘娘蟠桃园中的仙桃，一边执卷，一边随手捡吃饼干，一本书看完又看一本，一桶饼干吃完了，父亲又送一桶来。因此，龚维航还得了个“饼干桶”的雅号。正因为她阅读了大量英文版小说，所以在中学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基础。她酷爱历史，在中学毕业后，便报考了燕京大学历史系。在中学里，龚维航一度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面对民族危亡的严酷现实，经历时代潮流的强烈冲击，她很快就成为学校闻名的“异教徒”。她热爱自己的中学，自己的同学，即便进入大学，还给学校写来热情洋溢的信函；“燕大母校的同学叫我代她们向你们，我们无时无刻不想念的老同学致敬! 末了，祝一九三五年《凤藻》成功！”龚维航一直与母校保持联系，有着深厚的感情，1937年，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她还在母校教书六个月，并兼任赈灾工作。此后，她决定离开家庭，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洪流。

在燕京大学的四年生活是龚普生、龚维航一生的重要时期，她们从此翻开了自己历史的崭新一页。龚普生在大学时阅读了大量代表各种思潮的书刊，从史沫特莱的介绍中国红军的书中，知道了有一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政治力量，她心情激动，决心要成为革命洪流中的一分子。龚维航在大学里，仍然保持爱读书的习惯，即使在学生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她还写出了史学论文《清代汉人拓殖东北述略》。这篇颇有造诣的学术论文后来发表在著名历史学家主编的《禹贡》半月刊上。但是她更多接触的是进步书籍，例如她读到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十分赞赏。就自己动手翻译成中文。

1935年12月，一场席卷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北平爆发了，燕大是发祥地之一，学生自治会发挥了重要作用。龚普生，龚维航积极投入到学生爱国运动之中，她们和燕大其他学生与北大，清华的爱国进步学生经常聚集在斯诺夫妇寓所的小客厅里，讨论时局，寻求对策。龚普生被推举为学生会副主席，她登上了施展才华的政治舞台，每天活跃在教授、同学之中。

在“一二·九”游行的那天，燕大出动了6个大队，每队90人，龚维航是大队长。她具有父亲的豪爽性格，当队伍在高梁桥遭遇国民党军警阻拦时，她带头大喝一声“冲啊!”一下子突破军警防线，真可谓女中豪杰。“一二·一六”大游行前夕，燕大成立“敢死队”，龚维航第一个报名。她当时还是燕大学生自治会的课外活动委员会的主席，她是卓越的学生领袖，同学的骄傲。根据斯诺的建议，在举行“一二·一六”大游行之前，为扩大影响，制造舆论，由龚普生，龚维航姐妹主持，于12月12日在临湖轩举行了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除了斯诺，还有合众社，《芝加哥每日新闻》等六位外国记者出席，这次会议及时把学生救亡运动的情况公布于世，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引起很大震动。这是受到各界人士广泛称赞的“一二·九”运动中唯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经受了这次学生运动的战斗洗礼，姐妹俩在政治上成长了，1936年龚维航在燕京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龚普生于1938年在上海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大学毕业后，龚普生、龚澎都投身到抗日的革命洪流之中。龚澎在1938年的春天，踏上了延河水边的黄土地，在马列学院学习，在华北抗战前线战斗。1940年奉党中央之命，龚澎来到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来到周恩来身边。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她不无遗憾地告别这个世界，在周恩来身边整整工作了三十年。龚普生先是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出席了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和世界学生联合会会议。在欧洲她广交朋友，宣传我国抗日情况。1940年龚普生经上海党组织介绍来到重庆，通过龚澎联系，正在寻找龚普生的周恩来立刻与她见面，在“周公馆”龚普生得到周恩来的指示：“你应该到美国去！可以利用各种机会，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争取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你完全有能力做更多的国际统战工作。”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龚普生在我国外交事业中辛勤耕耘了大半个世纪。

妹妹篇

在山城重庆，龚澎历任《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秘书等职，是周恩来的秘书和第二任英语译员，她最主要、最有成就的工作是“周恩来与外国记者招待所的联络员和新闻发布员”。龚澎学的是历史，也钟情于历史，但是她在新闻发布工作方面却表现出少有的天赋，她的外表形象和精湛一流的工作奠定了她作为“环球新闻界最出类拔萃的妇女”的外交生涯的全部基础。

当时，欧美记者云集重庆，都住在巴县中学内国民党国际宣传处招待所。龚澎向这些记者介绍解放区的抗日战争以及解放区统一战线的真实情况，从而击破了反动派的反共谣言。她从不讳言，作为坚定的共产党人是为共产党讲话的，她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事业的坚贞与忠诚。重庆的西方记者几乎都对她怀有好感，对她的外表、为人和才能赞叹备至。她极为冷静，不卑不亢，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耐心说服。记者与龚澎的交谈必有收获，不仅能得到可靠的消息，也能扫除心中的疑团，她所发布的新闻消息又不断为日后的事实所证明。因而龚澎赢得记者们的敬重、钦佩。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在回忆录中写道：“龚澎总是挎着她那满装着延安最新广播新闻稿的书包来到国际宣传处的外国记者招待所。整天为国民党新闻检查扯皮不休的西方记者们特别欢迎这种对立面的材料。她对那些没有家室之累的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外国记者所产生的魅力，一定程度上出于她那才智超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因为在这个充斥着随声附和者趋炎附势者的城市里她扮演了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她是在野党的发言人，以他们的改良理想来揭露执政党的罪恶事实。”

1941年“皖南事变”后，有的西方国家担心国民党的这破坏行为可能导致日本侵略者的大规模进攻；一位对中共颇友好的外交官、驻重庆的英国大使克拉克·卡尔，对于国民党的这种做法颇不以为然。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卡尔大使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凑巧龚澎在场，立刻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用大量事实揭露了事实真相和国民党的阴谋。结果，龚澎无形中成了这个记者招待会的中心人物，回答记者们一个接着一个的问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原则和立场，取得了极好的宣传效果。爱泼斯坦饶有感慨地说，龚澎“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来做工作，她往往实际上是在给舆论以正确的引导，但并不使你感到你是在被人引导。”这是炉火纯青的艺术!这就是龚澎的魅力!许多外国记者赞叹地说：“龚澎的一举一动，体现着大家所熟悉而且十分欣赏的周恩来的工作作风。”

彼时重庆传播媒界曾流传一种说法；“龚澎有外国记者替她保镖。”话虽然过头，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她的工作成绩和效果。费正清曾写道“龚澎他们出了一本小册子，里面尽是共产党骂国民党的东西…… 这位令人赞赏的使者给了我几本(一半是她译的)，然后告诉我：由于国民党认为她在外国人中散发宣传品太多，正在准备绑架她，她不能像以前那样经常出来了。我于是向她保证，她的工作对象可以很容易就组织起一个车队来保护她。虽是应酬时的笑话，但也说明“保镖”一说并非子虚乌有，空穴来风。费正清是从龚澎和她的战友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那种舍生忘死、不怕任何艰难，为国家民族、为劳苦大众奋斗的最可宝贵的牺牲精神和崇高品德。

就在龚澎的事业蒸蒸日上之际，生活中的灾难却接踵而至。1942年春，龚澎因病住进医院治了半年。在此期间，她的亲爱的父亲在凄凉境况中去世，身边并无亲人。她又从周恩来处得知自己的丈夫——刘文华因病逝世。刘文华是她所崇敬的战友，从德国留学回来，仅一个月，就来到抗日最前线，在前方司令部担任朱德、彭德怀的秘书。龚澎与刘文华在太行山结婚未满一个月，因为工作需要，她就匆匆离别了新婚的丈夫，前往重庆南方局工作。分别仅两年时间，噩耗传来，犹如晴天霹雳，龚澎惊呆了，悲痛、失望、惊恐、苦恼，一股脑地向龚澎袭来，泪珠滚滚滴落。但龚澎没有垮下去，她在给朋友的信中坚强地写道：“……我和你一样地爱着太行山那块贫瘠的土地。因为它是被我们最亲爱的同志们的血滋养着的。它曾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的见证，它本身包藏着我的丈夫的尸骨。我更爱在那坚持抗战和敌人作殊死战的同志们、老乡们。我们是要靠他们来保卫这块土地，替成千上万和我们遭遇相同的姐妹们复仇的。你放心，我会顽强地接受文华遗留下来给我的责任。我会更注意自己，并不是希望多活几年，但愿能在活着的时候，多做些有益于民族、有益于党的事。在这大时代中，我绝不会被私人感伤所湮没，因为那不是父亲教养成人的我，更不是文华所期望的我。”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随后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作为中共代表团外事组的成员，龚澎比以往更为忙碌。这时龚澎和乔冠华已是一对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夫妇，他们在中共对外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是周恩来麾下的两员得力干将。龚澎还是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新闻组长，这是当时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内的军调部国民党、美国、中共三方面所有工作人员中唯一的女性。龚澎在中共方面新闻处处长黄华领导下，负责处理中共代表叶剑英将军与公众联络事务。龚澎再一次成为外国新闻记者注意的中心。《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菲尔·波特称龚澎“俊美潇洒，身穿蓝色旗袍，头上却是烫着美国发式。”龚澎自己幽默地解释，“这并不意味着对北平居民的挑战”。显然，这位波特先生也像重庆国际新闻处外国记者公寓里汉子们那样，对龚澎的才智品貌竭尽推崇渲染之能事。

1946年4、5月间，国共和谈破裂已成定局，反人民的内战已迫在眉睫。为了更有效地揭露国民党的阴谋，随中共代表团东下的龚澎，一到上海立即根据党的指示，组织力量，千方百计以最快速度出版了英文刊物《新华周刊》。这家设立在上海的“夫妻老婆店”，主编就是乔冠华，龚澎担任刊物发行人。但中国共产党创办的这第一份对外宣传刊物刚出版到第三期，就被色厉内荏的国民党当局无理查封。国共和谈破裂前夜，为了暂时将核心骨干力量储存起来，根据周恩来指示，乔冠华、龚澎夫妇以及夏衍于10月底离沪前往相对安全的香港。行前，周恩来特地为乔冠华、龚澎等人饯行。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香港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与海外世界联系的一个窗口。党在这里展开了广泛的国内国际统一战线工作，配合解放军在战场上的浴血斗争，为新中国的诞生创造条件。乔冠华、龚澎始终并肩战斗在外事工作的最前列。

1946年12月的最后一天，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真实情况的英文半月刊《中国文摘》(《China Digest》)在香港正式出版。这家由钟威洛主编的英文刊物及时地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大陆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激烈斗争，报道解放战争的消息，刊登延安的时事评论，揭露蒋管区的民不聊生和白色恐怖……刊物一问世，各国要求订阅的函电就如雪片般飞来。这位“钟威洛”先生不是别人就是龚澎。

两年后，乔冠华、龚澎奉命离港北上。新中国外交部建立后，乔冠华出任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亚洲司代司长等职，龚澎出任情报司司长，是外交部建部初期十余名正司级官员中唯一女性，一直干到1963年升任部长助理，整整14年，这在外交部是空前绝后的。1954年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期间，龚澎和黄华一起成为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人：1960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时，周恩来亲自提名，龚澎担任中国代表团首席发言人。20年中，龚澎多次以新闻司长、部长助理身份随同周恩来、陈毅出访，足迹遍及亚非欧。陈秀霞在回忆中写道：龚澎是位既能说又能写的领导，她文章写得好，驾驭语言能力极强，在我们党内有“才女”之称。她也常常和大家一起度过不眠之夜。对同志们政治上的进步、生活上的琐事总是很关心。尽管她学识渊博、工作能力强，但她认真工作，宽厚待人，这或许是由于她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总理的平易近人作风对她的影响。我们称她是我们的领导、战友、亲人。

“文革”风暴骤然而来，龚澎被打成了“里通外国”的“三反分子”。她首先遭到抄家，室内墙壁上涂满了“打倒陈毅”、“打倒三反分子龚澎”的大字标语。龚澎长时间不让粉刷掉这些口号。“让它们留下作纪念!”她冷笑地对来人说，脸上充满了轻蔑而坚定自信的神态。抄家的人要她背语录，她马上流利地背诵道：“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造反派虽然恼羞成怒，但也无可奈何。一次挨批斗后，龚澎在回家的路上特意去选购了一张用毛泽东手书体印刷的语录：“勇敢、坚定、沉着。在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一切！”回到家后，她把它用图钉牢牢地钉在已刷过“打倒”标语的门上，她背靠着门，站在这条语录旁，让自己的孩子拍照留念。在这张照片上，龚澎神态坚定自若，目光刚毅有神，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在过去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敢于斗争、不向邪恶低头的精神风貌。龚澎是用这种独特的斗争方式，来表示她对林彪、江青鼓欢极“左”思潮的愤怒谴责和“造反派”强加在她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莫须有的罪名的极大蔑视。显示了为党的事业敢于牺牲自己一切的大无畏精神。

周恩来终于知道了龚澎的处境。在一次外交部的集会上，亲切地让龚澎坐到前排来，对她说“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呢?”显然，这是说给“造反派”听的。一天龚澎病了，医生开了两天病假条，但蛮不讲理的“造反派”却给撕毁。周恩来获悉此事，立即通知外交部有关部门，让龚澎休息四天。

龚澎终于被“解放”了。但是，由于过度的紧张和忧郁，她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1970年5月，龚澎在获悉韩素音将来中国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就在她去卫生间的时候，突然跌倒，后来确诊，是脑动脉血管破裂，失去了思维能力。周恩来对她的病情极为关注，说：“要尽最大的力量为龚澎治疗!”周恩来的决策和努力使龚澎的生命延续了几个月。1970年9月20日龚澎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姐姐篇

1941年9月，龚普生从上海乘船赴美国，身份是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学生。这年4月7日，日本突然对珍珠港发动袭击，在美国燃起了愤怒的火焰。一时间，人们开始对美国以外的事情发生兴趣，特别是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十分关心。从这时起，龚普生经常应各团体的邀请发表演说，揭露德、意、日法西斯发动战争的罪恶行径，介绍中国人民抗战的情况，每次演说都博得好评。在美国朋友的安排下，她几乎走遍了美国的大地，有时一天要走几个地方演说。这期间，她认识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女作家赛珍珠等知名人士。在罗斯福夫人的邀请下，她走进了白宫、来到夫人的别墅，借此机会介绍中国的抗日战争的情况，夫人听得十分认真，并称赞着说：我为你对中国所做的一切，表示由衷的钦佩。

1945年8月，龚普生再次来到美国，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关系专业的博士学位。这年的10月10日，美国一家电台座谈中国问题，龚普生是被邀请人之一。谈话中，她强烈抨击了美国支持蒋介石政权打内战的反动政策。这显然不符合邀请人的本意，但因为当时的座谈是直播的，主持人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一年后，龚普生的签证到期时，被拒绝续签。于是，她不得不在一位美国友人的推荐下进入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做研究工作，参加了联合国人权年鉴的编纂。这期间，龚普生有机会旁听联合国的各种会议。当她看到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坐在中国席位上随声附和别人的发言时，她感慨万千：什么时候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能够坐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上，行使自己的职权，那该有多好呀!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外交部有两位显赫的女司长，一位是龚普生的胞妹新闻司司长龚澎，另一位就是国际司副司长龚普生。由于龚普生有了这段在联合国工作的经历，她在外交部主持国际司工作长达17年，为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做了大量的工作，被誉为“联合国问题专家”。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国总统杜鲁门悍然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开进我国台湾海峡，武装侵略我国领土台湾，并散布“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由联合国考虑”等谬论。美国政府这一系列公然侵犯我国主权的行径，激怒了中国人民，我国政府为此向美国连续提出了严正抗议，并诉诸国际舆论。1950年9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同意由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美国侵略台湾案”，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首次派出代表到世界最大国际组织一—联合国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对我国以至全世界都有着重大意义。党中央和国务院经过郑重考虑，决定由伍修权作为特派代表去联合国，作为主管司负责人龚普生被确定为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之一。

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会议，举世瞩目。1950年11月24日，载有新中国第一个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团的飞机到达纽约，它标志着历史已经揭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的人民正迈开巨人的步伐，登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这是龚普生第三次来到美国了。中国代表团抵达纽约的消息一时成为美国的特大新闻，《纽约时报》专门刊登了一篇关于龚普生的特写，详细介绍她的经历。在美期间，龚普生负责接待来访的客人。在联合国大会上，伍修权作了长篇讲话，有力地指控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径，这是中美第一次大论战，整个会议大厅第一次回荡着中国人民理直气壮的正义声音。会议结束，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和当年积极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燕大美国教授夏仁德向龚普生走来，斯诺非常兴奋地拉着她的手说：“我终于听到中国人的声音了。”龚普生激动万分，兴奋极了。但由于美国的百般干扰，联合国大会及它的政治委员会先后宣布无限期休会，这实际上是联消了中国继续在联合国同美国斗争的权利。4月19日代表团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回国。在登机前，伍修权在机场向报界发表声明说：……我们仍将继续为和平而奋斗。龚普生默默地在想：总有一天我们还会来的，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最终会归还给中国人民。

1957年，在印度召开的第十九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中国一举挫败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龚普生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直接参与导演了这精彩的一幕。

1970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1979年，联合国召开世界裁军大会，龚普生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再次出现在她熟悉的国际舞台上。她惊喜地看到了当年在联合国工作时结识的旧友，大家都亲切地和她握手、拥抱，祝贺中国在联合国取得的胜利。龚普生是我国著名的联合国问题专家，对联合国情况熟悉，在会议期间，她每天的活动日程都是排得满满的。除了参加各种会议外，还要处理各种文件、向代表团介绍有关情况、接待来访的各界人士，并拜访各国出席会议的代表团的领导。由于任务繁重，她每天休息的时间很少，有时通宵达旦地工作。

1980年龚普生愉快地服从组织的安排，赴爱尔兰上任。当她下飞机时，受到驻在国各界人士和中国侨胞的热烈欢迎。在机场的大厅，她接受了爱尔兰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她衣着得体，高雅大方，向欢迎的人群和记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赢得在场人的热烈掌声。当晚电视台播放实况，她那充满激情的友好讲话，受到爱尔兰各界人士的高度称赞。十天后，当她向爱尔兰总统呈递国书时，总统称赞她讲话很好，说：“中国政府能够派出你这样一位优秀的女大使到我们国家任职，我表示热烈的欢迎。”龚普生的到来受到爱尔兰各界人士的关注，她经常收到请柬，邀请参观、听音乐会、主持开幕剪彩仪式以及出席各种会议，她非常重视这些活动，把它视为向爱尔兰各界人士介绍现代中国的好机会。为了深入认识爱尔兰，龚普生阅读了大量驻在国的报纸和资料，积极参与外交使团间的交往，从各个方面了解调查，深入研究。龚普生曾经同爱尔兰的农业部长探讨过如何加强两国在农业方面的合作；她拜访爱尔兰政府一些官员，考察各种类型的企业、农庄及研究机构，了解有关经济发展的政策，给国内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和先进经验。她也结交了无数外国朋友，是总统府的常客。1983年8月龚普生任满回国，临行前，希勒里总统夫妇和好友——爱尔兰最高法院大法官金伦，一起赠送了可爱的玩具“蓝精灵”，它凝聚着爱尔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龚普生从爱尔兰离任回国后，曾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由我国推荐以个人身份参加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国际政治专家小组，该小组每年在日内瓦召开两次会议，就国际上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龚普生还曾出任中国联合国协会副会长，她是我国从事外交工作时间最长的外交官之一。

年事已高的龚普生至今仍关心着母校，热情协助本书《百年女中》的出版。

1960届 杨乡采访整理

节选自宗道(才女外交家龚澎)

陈秀霞(怀念龚澎)

李同成(联合国问题专家龚普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