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的心声
中学时代是最令人神往，令人留恋的。那个年龄，那个年月，刚告别了小学的童年，怀着—颗赤子之心，充满了活力和激情，踏进中学。回想这情景，还是记忆犹新。
忘不了老师的谆谆教诲，带领我们敲开一座座知识宝库的大门，引导我们理解立身处世的真谛，他们的心血倾注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忘不了同学间的相互切磋、鼓励，共同追求青年人的理想，也免不了为一个小小的误会而争论不休．青春时期的友谊是纯洁无邪的，即使到了霜鬓暮年仍感到它的温馨和欢乐：忘不了校园中龙墙内的小桥流水，教室里的明窗净几，体育馆里的翻滚腾跃，图书馆里的凝神苦思。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韶光如水，在桑榆晚年，我能有机会缅怀过去这人生中一段美好的生活，多么值得欣慰!
中西女中1938届 郭秀珍
我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时我国正遭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国内政府腐败，老百姓贫困交加，民不聊生。对此，我父母期望我们子女好好读书，有一技之长，在社会上能自立、自强。因此，小学毕业后，他们就把我送进了圣玛利亚女中。
圣玛利亚教学严谨，校纪严格。在校六年寒窗中，老师不仅传授给我们书本上知识，而且也教导我们做人的道理。由于圣玛利亚注重传授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偏重英文，这给我进圣约翰医学院提供极有利的条件。1949年毕业后，被分配在圣约翰医学院附属医院即上海同仁医院眼科工作。在五十年医务生涯中，我认认真真工作，以减少病人的痛苦及经济负担为“医疗准则”；亲自示范手术、临床指导、组织疑难病例的讨论，手把手地带教青年医生；多次带领学生下乡为农民治病，使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
我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党和人民给了我极大的荣誉。当我站在党旗下宣誓，作为人民代表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以及站在市、区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的领奖台上时，我感到无比的激动和自豪。我感谢党，感谢母校对我的谆谆教诲，我实践了母校“作新时代女性，自尊、自强、自立、自信”的校训。
基于我对医务工作的热爱，在1991年退休后，至今仍在医院看专家门诊，当医疗顾问。我遵循1941年在母校毕业时许下的诺言“我愿做枝燃烧的蜡烛，却不愿让它慢慢地熔掉．”
圣玛利亚女中1941届 葛成筠
不知不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进中西时还扎着小辫子、天真烂漫小不点儿的我们都早已祖母级，想不到大家又会在北美相会。在这新千禧龙年庚辰元宵，我们同窗六人剪烛长谈，继续60年前的友谊，将这漫长岁月间的别情，一丝一缕地补叙，那是多么欢欣难忘的时刻呀。
我们在上海负有盛名的学府欣然接受了六年严格的训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海绵尽多尽快地吸吮着知识宝库的精华，快速地成长。1942年毕业时，俨然已成一群有知识、有教养、有风度的窈窕淑女了。各自对前程充满了遐想和希望，各自怀着雄心壮志，踏上了自己的征程。在完成高等教育后奋斗拼搏，开创着自己的人生。我们中间有救师、会计师、医师，也有旅行社、印刷所的老板，每人兢兢业业，奉献身心。
在一个风雨之日，我们又相聚于西窗烛光前，重温一个甲子前在母校宿舍中雨夜长谈的情景，多么温馨，多么难忘!
中西女中1942届 唐 嫣
我的姐姐和同学的读书会活动使我羡慕，她们为拯救“七君子”(沈均儒、沙千里、李公朴、史良、邹韬奋、王造时、章乃器)，于1936年12月响应上海各界救国会的号召到关押七君子的苏州高等法院、到南京去请愿，这一壮举使我激动不已，我急迫地想做点什么事。于是，在学校里我找了最要好的同学(她们都出身在知识分子或中等职员、自由职业者的家庭，都流露出爱国的情绪)，组织了“小七君子”读书会。其中最亲近的是项秋石、吴纶和郁怡民，我们四人可说是形影不离，是读书会的忠实成员。其他三位是；黄彤、吴纶、刘懿玲。
每星期六下午，礼堂里做礼拜，信者去，不信者不勉强。这时，我们“小七君子”就在教室里做功课，常为解开一道几何题而手舞足蹈，为背诵难懂的《古文观止》而轻声叹息。终于等到礼堂空无一人，校工们要打扫教室和走廊了，我们就转移阵地到礼堂的楼座，开始把每人在一周内读报的新闻摘要拿出来交换阅读，提出我们谁也弄不明白的时事来讨论一番，我们关心“国军”退到了哪里，关心抗日将士的命运，尤其关心游击队的消息。郁怡民和我常把兴趣引向文学著作的讨论，也谈托尔斯泰、谈《战争与和平》。
上海沦为“孤岛“后，轰轰烈烈的抗日烽火己转入地下，我不满这个不成样的读书会，既无人指导又做不了实事，读书读报成了形式。于是我终于向二姐提出，要求参加真正的读书会．二姐通过“学协”下属组织，由学校高中部的人和我联系，让我参加了她们的一次读书会。原来中西高中部也有“我们的人”。
中西女中1943届 朱世珏 (原名石颖)
我们家里三姐妹都是圣玛利亚学生，以母校“忠诚仁爱、服务人群”的教诲，做人、工作和生活。母校的英语教育使我们得益匪浅。
我曾多次参加一些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官员来访的接待工作。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是在1979年1月28日，当邓小平副总理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率团访美时，我随同工作。最感荣耀的是能担任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秘书和翻译，工作了十二年。她是美国进步记者、作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此，我在《人民日报》写了篇短文“对新中国怀着深切的爱”以示对她的怀念和敬仰之情。
圣玛利亚女中1948届
赵风风
我在中西接受了启蒙教育，一生得益，终生难忘！
母校有一个良好的英语学习环境。除少数学科外，基本都由外籍老师进行教学。这样使每个学生很自然地从小就受到了听、说、 读、写的强化训练。在老师要求下，我们每一学期都会阅读二、三本英文原版小说或名著，整个中学阶段我看完了数十本，积累了大量的英语词汇。大学毕业后，有十二年没接触英语。但因工作需要改行教英语时，我顺利地适应了，还教得得心应于，受学生们的喜欢。
中西注重体育。老师的严格教学及丰富多样的运动激发了我们锻炼的积极性。我个子不高，却在校运会上取得跳高前几名的好成绩；我跑步的步子不大，速度却很快，为此教体育的黄凤贞老师还特意叫我脱鞋，仔细查看我的脚样，说我的脚背(弓)较高，弹跳性好。垫上运动我最喜欢，我们可以尽情地翻跟斗玩耍。但老师有要求，规定必须越过一个横躺在垫子上同学后再翻。以后，横躺的同学又增加至二人、三人……，直至越过六人再翻一个跟斗。这是需要很大的冲力，向前的弹跳及身体的蜷缩一气呵成。每次的翻越成功都会使自己有奠大的欣慰和成功撼，兴奋不已。离校44年回校参加百年校庆遇见黄老师时，她一眼就叫出了我的名字，我钦佩她的记忆，更感激她的教诲。
中西女中1948届 桑明秀
手捧寿星优待证，意识到自己已进入古稀老人的行列，可是半个多世纪前在中西女中学习和生活的情景，还历历在日、记忆犹新!
刚入初中时，由于日寇入侵，原有的校舍被占。那时我们虽然只有十多岁，但已懂得要爱国、要抗日。在沦陷区的大上海，规定中学要开设日语课，而我们感情上接受不了，于是巧妙地对抗。每当日语老师走进教室，大家就动脑筋捣蛋，上课乱提问、大声说话、唱歌等等，使教学无法进行。到学期结束，我们连日文字母都不认识！我最喜欢上英语课，课文有国外的名著，如《简爱》、《傲慢与偏见》、《雾都孤儿》、《小妇人》等等。老师在课堂上全部用英语讲解，这对我们初中生来说有一定难度。但老师的手势、表情、朗读的声调，像演戏一般，极有吸引力，也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
我高中时的数学是王承诗老师教的．她讲课清晰、要求严格。为了督促和检查我们，几乎每节课都要安排测验，而且严格控制时间。她喊“停”时，我们不敢再多写一个字，免遭“零分”的处罚。所以对数学的复习，同学们都会特别认真，还讲究训练自己的做题速度。于是，我们偷偷地给王老师起了绰号“王老虎”，没想到竟然届届相传。在我收到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我心里十分明白：没有王老师这样的严厉和训练，没有这样扎实的数学基础，要考上以理工为主的名牌大学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衷心感谢母校老师的培育．
一生中最难忘最愉快的日子要算是中学时代了!
中西女中1949届 蔡祖端
高二时有一门家政课，令人印象极深的是课内总教女子如何妆饰打扮，服饰颜色怎么搭配。而在物价飞涨的内战时期，学生们对前途很感迷惘，这门课的内容已与大气候极不协调，于是级刊壁报的编辑陈怀琳和我便组织了一篇稿子“我们不要这样的家政课”，张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语文老师在作文课巡视教室时看到了，没多久训育主任吴景昭老师来到教室，她将全班同学留下，查问是谁写的文章，教室内没一人吱声，后来我们两个还是勇敢地承担了责任，最后校方不了了之。有意思的是第二学期家政课不上了，换成国画课。
解放后，在美国进修的薛正校长毅然回国，一所由教会控制的学校变成了中国人民自己的学校，这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更令我们高兴的是，改革开放后的母校已成为全市唯一的一所重点女子中学，女同学不仅可以在知识上，而且可以在思维能力、动手能力、组织才能、心理素质等多方面得到教育和发展。女中的学生会比男女合校中的女生有更多的优势！?会更强!? 任重而道远，我们期盼着！
中西女中1950届 丁一明
到目前为止，我的一生可算是成功的、幸福的。除了父母的培育，在中西女中我得到了三样受用不尽的“宝”：
一、树立了自尊和自信：在中西女中每个人都可能成才。不排名次、不公布成绩，维护学生的自尊心；没有一锤定音的大考，只有频频的测验和小考，这次失败还有下次成功的可能。有人善于读书，有人擅长文娱或体育，有人从小显露领导才能，各人都有机会发展自身潜能，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学生有了自尊和自信，才能不断追求向上。
二、懂得了为人须诚实和仁爱：因为懂得了这一为人的准则，在过去政治风云多变的时代，没有伤害任何人；对家人、朋友、同事、学生、病人以仁相待，因而得以平静地走自己的路，集中精力作该做的事。
三、打下了较好的英语基础：良好的英语基础为我增加了接受新事物、学习新知识的能力，使我得以抓住改革开放的时机出国学习，在学识和事业方面跨出了一大步。
中西女中1951届 王吾如
解放前，因成绩优秀，在小学毕业时我被保送中西女中。这是一所贵族学校。进校时母亲就告诉我，家里贫寒，生活上不要和同学们攀比。进校后，因我衣衫褴褛，自习时没人愿意和我同座。后来，张小如老师来教书，教我班地理、数学和担任导师(相当班主任)。那时，我听说她夫妇二人都是浙大的学生，共产党员，因做党的地下工作被追捕而来上海。她朴素的衣着，和霭可亲的态度和她的这段经历，使我油然而生敬意。她组织班内数学较好的同学当小老师，进行同学间一对一的帮助。我有幸也当上了小老师，使我这个“灰姑娘”有了自信。以后，在瞿明明、瞿英英两姐妹的带领下，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义务小学教学，参加了上海学生礼拜，党组织的自由团契，每周日在那里活动。团契还办了自己的油印小报《自由呼声》，它是个进步团体。我在那里学会了唱“山那边呀好地方”等进步歌曲和扭秧歌。我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的活动，亲眼看到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时，进步同学胳膊挽着胳膊，高喊口号，锣鼓不息，秧歌不止的激烈场面。同时，学校自治会也请校友来作报告，详细控诉了美军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女大学生的罪行。这一系列的社会活动，使我接受了共产主义启蒙教育。我憧憬着那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做的新社会的到来。
解放后，我参加了在交通大学召开的南下动员会。当时国民党飞机在头上轰炸，我们在礼堂里群情激愤。年轻一些的同学竞相报名南下，誓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后我因缴不起学费而转到高桥中学。1949年12月9日上海开始建团，我被批准第一批加入青年团。1950年冬天，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我参了军。
在母校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以及校内进步师生的影响下，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中西女中1951届 任家旭
改革开放初，在接待国外教授时，他们都要问：“你是在哪里学的英语?”七十年代后期，计算机引入，能及时跟上国外动态，即开始应用计算机对工程电磁场问题进行定量计算；八十年代中，即参加国际“电磁场数值计算”学术会议，并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关院系做学术报告；九十年代初，用英文写了一本，“Numerical Analysis of Electromagnetic Fields”，在国际最著名的科技出版社出版，面向世界发行。我的这些成绩都与母校三年高中的教育分不开，扎实的数、理、化基础、不甘落后，勇于奋进的女中精神，一生受益。
1954届 周佩白
在高中阶段，我们参加排演了一出童话剧“雪女王”，我和黄淑帧分别扮演小公主、小王子．演出很成功，不仅在校内给全校学生、家长演出了几场，还在周末假日对上海的院校公开招待演出了数场。这是一个多幕的中型剧，在前台表演的虽只是几个人，但服装、道具、布景、灯光、音响效果等等，事事都要有人担当、需要配合好，这里包涵了多少老师、同学们的智慧和创造性的劳动啊! 这在当年上海的中等院校里，像我们市三女中这样，能演出如此规模的话剧，还真是少之又少。
除了话剧以外，还们还有独唱、小合唱、舞蹈、表演唱等多种形式的演出．那个年代，流行前苏联的歌曲，我至今印象深刻的就有“纺织姑娘”、“小路”、“五个女儿五朵花”……独唱“纺织姑娘”的学姐，长得高挑清秀，还有一个好听名字，叫麦木兰。罗马尼亚歌曲“照镜子”，是由丁铮宜和尤赐圻(尤嘉)两人，一个在前台表演，一个在后台配唱，创意和效果都很好，很受欢迎。
在读高二下到高三上时，我有幸被选入上影制片厂，离校集训，参加由刘琼执导的青少年片“两个小足球队”的拍摄。记得此剧还借母校的校园为外景，拍了数组镜头。
在课余参加上诲市青年宫活动时期，我曾担任上海市学生课余艺术团多场演出的报幕员(现称为“主持人”)获得好评，也算是为母校争了光．由于母校的培养、鼓励和支持，课余参加青年宫活动的同学源源不断，曾点当过学生课余艺术团副团长，乌美娜曾是舞蹈队队长，孔样玉、尤赐圻、何晓琦都是话剧队的骨干。中学毕业后，丁铮宜、孔祥玉考入上海戏剧学院，终身为艺术创作和表演作出了贡献。我虽未进入戏剧表演这一行，但由于在母校这一段的历史，使我始终爱好文艺，要对我的人格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饮水思源，母校的辛勤培育，功不可没。
1957届 魏美德
在迎庆母校110周年的岁月里，无法压抑的深情由衷而生。一种对母校的苦恋，持续了半个世纪。
1957年跨进那琉璃瓦屋顶的交大校门时，我的第一个幻觉居然是江苏路155号那灰水泥的大墙门。
1958年大跃进，在文治堂的舞台上大合唱时，眼前却是市三礼堂那一块块彩色炫眼的窗玻璃。
1959年下厂，60年下乡，在工业、农业劳动锻炼中，每当挥汗如雨、身疲力竭时，我脑海中的一股清泉还是“五四”楼二层那一排排整齐的课桌椅和杨震老师那带点嘶哑却亲切而有力的声音。
1962年唱着毕业歌走出大学校门时，胡椒、翁芳梅我们三人一一中学二班的同学，大家怀念的还是那少时谈谈笑笑，打打闹闹的中学生活。
1995年我退离了工作一辈子的江南造船厂(现江南造船集团公司)，当上了义工，热心于市民巡访等参政议政社会工作，开始写起自己的回忆录，其中在市三女中就读的感悟还是那么深深地扎在心头：校园、老师、教室，同学，连同那一草一木都离不开自己一生追求“己严人宽”的教育背景。
最近整理家庭档案，已经成年的儿子偶然翻出了母亲当年的作文本和“学生手册”。在意料之外突然发现激动的儿子润红的眼圈，“这么优秀的妈妈，为什么遭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啊?”我没有流泪，捧着珍藏了四十五年的历史资料，只想着“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诗句。
此时，我心中的至爱还是那培养我一生受用的“市三女中”。
1957届 薛惠芬
那是在1985年夏季，我作为访问教授赴前联邦德国西柏林工业大学电机研究所进修，校方邀请我作一次专题演讲——“中国电机工业的发展以及中国妇女在科技界的作用”。他们为什么想了解新中国妇女在科技领域的作用呢?一了解，原来整个西柏林工业大学电类专业只有三名女助理，更别说妇女担任高级职位了，而我这位来自中国的妇女能在西方妇女心目中望而生畏的强电领域进行高层次的教学和科研，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当我站在世界级的大学讲坛上娓娓而谈时，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这应归功于母校—一市三女中的“女子成才教育”，是母校的自强、自立的教育使我们敢于去攻克科技堡垒，是母校的追求完美的教育使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前进。演讲很受欢迎，大家还进行了热烈讨论。西柏林工大的校报和柏林著名的《明镜报》都以很大的篇幅报道了这一消息，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1959届 谭茀娃
每当我回顾自己成长过程，就会勾起我对中学时代的美好回忆和对母校的感激之情。
在女中学习的六年中，我遵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导，除了努力学习取得优异成绩外，还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担任了校女子排球队队长。学校女排多次在上海中学生联赛中获得冠军，由此我也被抽调到上海市青年女子捧球队和长宁区排球队集训和比赛。1959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工业和民用建筑专业后，又参加校女子排球队集训和高校比赛，在全运会华北赛区获得亚军，作为主力队员的我获得了国家二级运动员的资格。
1965年，我被分配到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从事建筑地基勘察和岩土工程方面的工作。健康的体魄使我顶住了繁重的学习和艰苦环境对一位女性的考验，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得到上级多次表扬，入了党，获得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职称，井担任了我院副总工程师职务。由于首都建设的需要，我于1973年开始投入到高层建筑地基的研究工作，与试验小组的同志一起，通过现场测试获得了大量的工程实测数据，引用了当时还尚未广泛应用的计算机技术和数值分析方法，对试验数据大量分析和理论研究，总结出一套高低层建筑差异变形的分析方法，解决了现代高低层建筑地基基础设计中的一个疑难问题。该项研究成果于1995年通过鉴定，并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优秀工程咨询成果一等奖，又被列为建设部科技成果重点推广项目，迄今已应用于北京地区近160项大型高层建筑的地基基础设计中。这些工程中有6项获得国家优秀工程奖，10项获市、部级奖。撰写的40多篇论文中有3篇被选送国际会议交流，曾去巴西参加第12届国际土力学与地基基础会议。
是母校为我们的学业进步和事业的成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母校110周年校庆纪念之际，请接受我一位远在北京的校友，对母校的衷心祝贺！
1959届 张乃瑞
回顾人生轨迹，我欣慰没有虚度年华。
我们65届高三(1)班在市三女中的历史上，是一个较特殊的班级，50位同学都来自学校初三的各个班级。为了教改的需要。我们的课程全由学校各学科教研组长任教，全校对外教学观摩课总让我们班示范。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扎实的学习基础，使我们在几十年的工作中也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从不示弱，就像完成作业一样做得漂漂亮亮。
我们的心理素质和气质是母校老师潜移默化、辛勤培育而塑成的。面带笑容，坐有坐相，站要挺直的良好形象也是我们享有的精神财富。记得有一年同学会老会长郭秀珍大姐代表上海商会领导来到我们三枪公司视察工作，我以第一任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参加了接待。当我们谈起是校友时，出席会议的同事都赞不绝口地说：“市三女中真是培养优秀女子人才的摇篮，你们看上去就是与别人有不同的气质。”
优越的条件也曾滋长了我们的骄娇二气，待人接物冷冰冰，缺乏集体主义思想。班主任和任课老师都会十分重视，耐心教育、循循善诱。在学习、劳动、活动和工作中锻炼我们吃苦精神、感受合作的愉快、体会群体的力量。
我们是在母校成长，走向成熟的。我们也在各自的岗位上以成功的事业报效母校！
1965届 谭成策
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保留着对美好而纯洁的少年时代的回忆，那是我们亲爱的母校给予的金色的少年。母校有着那么多令我神往的地方，美丽的荷花池，它曾给予我无限的遐想，宽阔的大草地，它曾留下我少女的梦想。在有着色彩斑斓的玻璃的大礼堂里，我曾聆听校长的教诲；那宽敞的教室里，记载着我求知的欣喜……母校有着那么多令人尊敬的老师，他们敬业、有才华、有智慧、品格高尚。母校是一个神奇的学校，从那里出来的学生，自然而然地就具有了良好的文学和数理基础，特别是具有了积极的人生态度、独立的人格，甚至我们的性格与行为也往往可以追溯到她的“遗传因子”。
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保留着对母校的感激之情，充满着感动！
1965届 丁言中
“文革”期间，母校改名为上海市第三中学，同时兼收男生。我们就是在这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下进入母校的一批男同学。在这政治动荡时期，“读书无用论”影响着我们每个学生幼稚的心灵，课堂内整天闹哄哄，老师无法上课，要读的学生也无法听课。
中学教育是基础教育，中学是人生旅途中—个重要“驿站”。一个无知的孩子可以在这个“驿站”汲取更多的“营养”，学到更多书本知识、做人的道理，确立人生的目标。今天，我们离开母校已有三十年了，每当回想起中学时代，总会在我们心中留下些遗憾。走出校门踏上社会的我们有更多的感慨，我们在努力，在各领域尽心学习、工作，在人生旅途中实现着自己的远大理想。
为庆贺母校110周年校庆，有幸为母校拍摄校园景色及教育设施。美丽的校园、宽敞明亮的校舍、现代化的先进教学设施，还有保持同一建筑风格的新建的“七一楼”、“实验楼”……变化真大，太美了，我贪婪地拍着，拍下我对母校最深情的眷恋、最真诚的祝愿。
第三中学1972届 徐勇民
在大学里，我以市三女中毕业生而自豪，当我们这些同学相聚在一起时，还真让人刮目相看：“你们市三女中的人和别的女生确实不一样，谈吐气质都不一样。”
在国外，市三女中的年轻校友之间的互相问候是超乎欧美人的热情奔放，连笑带跳，令旁人也不免为之激动一番。无论在哪里，那怕在校时并不怎么亲密，甚至并不认识。记得有一次我当记者，去一家外资银行采访，办公室内一位小姐感到有些面熟，突然问我是不是市三女中毕业的? 结果发现是校友，她比我高一届。那天我们聊天的时间比我正式采访的谈话时间还长，办公室的同事们都误认为我们是中学时代的好朋友。
当我在寻找工作时．当我听到赞扬声时，我总爱加上一句：“我是市三毕业的。”多半对方会说；“噢，原来如此。”这为我打开社交局面有着不可替代的效应。在至今仍有点男尊女卑的韩国社会，在我获得硕士学位后，所有的外国学生中只有我一个人获得在韩工作的机会，而且令当时法务部和移民局上下所有办事人员诧异的是，他们首次见到签有“长期工作签证”的这本中国护照．
若说在韩国太孤独，那在美国就够热闹了，单就我们这一届将近有二十人。虽然大家分别在东西南北各大城市，但都在为自己和母校创造新的辉煌。初到美国，我担心语言会成为问题，从事文科性质的行业对语言的要求会显得特别高。已来美国近十年的好友金影妍安慰我说：“只要是市三毕业的，你放心，语言没问题！”事实证明，我的口头及书面表达能力均超越一般外国人，对英语社会的文化背景的理解也比别人快。
每走一步都会在地球上留下自己的脚印，市三女中学子的足迹是母校教育成功的见证，我们会十分珍惜这份共同分享的“荣耀”，并为她的辉煌尽心努力！
1991届 韩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