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骄傲，毕业于中西
中西女中1938届 黄量
我初二考入中西女中，1938年毕业，在校5年。这5年的时光对我这耄耋之人来说，是多么短暂。然而在校期间所得到的教诲，却影响着我以后六十余年的学习和生活，多么难忘的5年啊! 这些年来，无论做什么事，遇到什么困难，我的思想方法，为人处事方式，都是按照中学的教导去做的。在中西的校歌中，清清楚楚地写着“读书当教人，处世立身方”。学校就是要教育学生怎么做人，怎么做事。所以我要呼吁重视中学教育!
我出生在一个外贸商人的家庭，祖父早逝，祖母和父亲生活腐败，家门败落。我5岁时，弟、妹相继病逝，家里经济拮据，好强的母亲在极悲痛情况下，带着我离家出走。母亲自己住在助产学校念书，把我送到她的母校清心女校，当时我才6岁，是全校年龄最小的住宿生，当时如何照顾自己的日常生活，现已忘却，只有那比我人还高，作为学生澡盆的荷花缸还清楚地留在印象中。我没有家，假期和周末大部分是留在学校，偶尔母亲接我去姨母工作的银行宿舍住一晚，我小学无知、朦胧、顽皮、学习成绩差，不听老师话，不守纪律，是老师见了头痛的学生。
母亲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见我如此不“争气”，又恨又伤心，打骂似乎对我不起作用。最后要我报考上海中西女中，为的是让我换个环境。中西女中的条件非常好，有一个很大很美的校园，除一幢教学大楼和一个宿舍大楼外，还有体育馆，科学实验楼，师资水平高，纪律严。全校六个年级只收400名学生，全部住校。学费和住宿费是一般学校的1～2倍，绝大多数学生来自极富裕的资本家家庭，往返学校都有小汽车接送，以“贵族”学校闻名于上海。1933年我考取了中西初二插班生。母亲很高兴，为了负担我昂贵的费用，她由助产师转为收入较高而社会地位低微的家庭特别护士，并利用休息时间上门为太太们打针；我到中西女中后突然开了窍，学习努力，而纪律不好。但同学们就治我，大家推选我当自治会代表。从此我就守规矩，在课堂上不说话，还要关心环境卫生，经常捡地上的纸屑。同学家庭状况各异，可是从不相互攀比吃穿，从不炫耀自己，直到毕业都不知道各家背景情况。同学之间相互照顾帮助，团结友爱，也有批评，但是从不议论别人，对看不惯的不对事情，大家观点不同，也会激烈争论，但不是对人而是对事，校风良好。短暂的五年中学生活令人难忘。
在学校里老师不只是教书，而是教你学会思考和分析。我爱好读书的习惯是从中学养成的。课业中我最喜欢数学和物理，对每次测验和考试正题外的思考题尤感兴趣，它激发我向难题挑战的好胜心。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考试有10道题目，考对了得100分，外加2道课本上没有的，老师从未讲评的思考题，如果两道思考题也答对了，可以得120分。老师用这种方式来奖励学生，激励思考问题。在高二念大代数时，陈德贞老师教完了大代数上册后，把中册及习题作为寒假作业布置给学生，发掘我们自学能力和钻研精神。我按老师的要求自学，遇到问题绝不问人，而是自己一遍一遍地想，直到完全想明白。开学后，老师认真地批改学生做的习题，很惊讶地问我；“你没向别人请教吗?”我说；“没有，全是自己想出来的”。在作业和考卷上，我爱那个用红墨水批的“好”字，它出现在我不按书上的示范，用自己想的更简便的方法的解题旁，它鼓励我勇于探索。
在中西校园内的5年有多少难忘的往事啊!老校友们一定还记得严厉的吴景昭(猫头鹰)老师，她那无止无休的查房，尤其是对床铺的吹毛求疵，曾使我既害怕又厌烦，一只小小的床值得那样小题大做吗?但是，有一次她训我说：“别小看铺一张床，它每天在训练我们一丝不苟的办事精神。”这时我才似乎悟到了些什么。我还忘不了有位老师在课堂上对我们讲：“辨别‘好’和‘坏’不难，难的是从好中选择最好的。人生应该追求的是最好的，是真、善、美，不只是‘好”。这些点点滴滴的教导，无形中汇集成为我以后生活的准则。当时学校校园漂亮，校风更好，学校的制度、教育方法比校园更完美。学生说话都用“请”字，从不大声叫喊，从不跟人吵架，很有礼貌。我们那时很顽皮，给每个老师都取绰号，但跟老师都很亲热，至今记得叫两位数学老师“狮子”“老虎”。当时我们很活泼，很自由，但是反过来，也会很严肃，很认真，做每件事总要追求做得最好。我的人生观是在中学形成的，我很骄傲，因为我是中西毕业的。
中西女中拥有全市闻名的美丽、幽静和富有生命力的校园。校园的一草一木深深印记在每个校友的心中，难怪我38年离校后还常常想到要回去看看。1978年我去上海开会，在会议的间隙，我约了两个老友李爱华和吴乔，作了一次私自的返校访问。当时我们都年近花甲，但仍兴致勃勃地走遍了教学楼，宿舍楼，健身房，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寻找我们三十年代的足迹，好像又回到了那朝气蓬勃的青春岁月！
高中毕业后，被保送燕京、东吴、圣约翰等大学，并被西南联大数学系录取。母亲不愿我离开上海，亦不同意我念数学或去燕京大学念物理，认为这些专业的出路都是中学教书。她希望我学医，而我不肯念医，最后经母女协商，我进了圣约翰大学化学系。该校又是一个富家子弟学校。为了减轻母亲的经济负担，高中毕业后的每个暑假，我都要接受2～3家的聘请，上门为他们上小学的子弟补习数学和英文，以挣得全年的书本费和零花钱。1942年我大学毕业，母亲16年含辛茹苦的生活方得到改善。
在封建的旧社会，自幼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又在和自己家庭条件极不相称的环境中学习成长，往往会塑出两种全然不同的个性——柔弱和刚强，我获得的是后者，养成自尊、自信、自爱和自强的个性，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亦敢于为维护自己想法而争辩。记得我在国外最后研究生专业课答辩会上，与我的副课——物理化学的导师对一个问题争辩起来，使规定的答辩时间延长了半小时多。过分的刚强、自信形成了比较固执、偏急的脾气，惹了不少误解，得罪了不少人。此外，由于无法与同学攀比吃穿，我养成了不爱打扮的习惯。中学时代，学校规定穿墨绿色的校服。在大学里夏天我常穿浅蓝布旗袍，冬天深蓝色布罩袍，在贵族化的学校里，这是不寻常的打扮，莫怪中文系老师称我为穿蓝布袍的女孩。在美国念书时，我亦穿得比较朴素，在校园里第一次遇见刘金旭时恰巧穿的也是浅蓝布旗袍，由此引起了他很大兴趣，开始了他对我的追求。
1943年，我离开了日本人占领的上海去了重庆，先在北碚中央工业研究所，后在歌乐山上海医学院郑兰华先生处当助教，并随着郑兰华教授下山去了沙坪坝重庆大学。1945年，已回美国的圣约翰大学化学系主任泰勒教授为我申请到康乃尔大学的奖学金。1946年去美深造，1949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夏天与刘金旭结婚，他于1952年获博士学位。那时美国政府不允许我们回国，所以又留了四年，至1956年才带着四岁的女儿全家回国。当时中国留学生不多，在康乃尔大学只有40人左右，在化学系学习和工作前后五年，我一直是全系唯一的中国人。我的一举一动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而是代表着中国人。民族自尊心驱使着我无论在学习、工作、品德等方面均向着高标准努力。
可追溯的往事还很多很多……，真是一篇短文难以写尽。
敬爱的母校和老师，5年的教诲使我终身受益，我由衷地感谢你们。祝愿母校的校风发扬光大，为祖国培养更多的卓越的女子人才！
黄量 1938年毕业于上海中西女中，194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1946赴美国康乃尔大学深造，1949年获有机化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布林莫尔大学、韦恩大学和衣阿华大学从事化学研究，1956年底回国。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研究员，是有机化学及药物化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历任第五、六、七后全国政协委员。50年代末指导并参与开发降压药利血平，由剑麻皂甙元合成去氢可的松，为我国甾体药物的生产和剑麻的综合利用开辟了新的途径。指导创制了我国第一个新抗肿瘤药氮甲及新抗病毒药肽丁胺，肿瘤预防药维胺脂，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药甲异靛。在国际上，首先完成了三尖杉酯碱的半合成及具有男性口服避孕作用棉酚拆分并首先获得左旋棉酚。获得多项国家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
本文责编杨 乡(1960届)补白：
2001年深秋，我在北京南城，天坛公园西侧一片五六十年代建造的宿舍楼里找到了黄量的家。仅仅14平方米的狭小而陈旧的客厅兼餐厅内，整洁而明亮，摆放了许多茂盛的花草，一副春意盎然充满生机的景象，在这里，我见到了八十多岁略显消瘦的老学姐——黄量。老伴早巳故去，如今她仍然放弃到美国与女儿共享天伦之乐，而是坚持孤身一人与老阿姨为伴，住在这间斗室之中，因为她离不开为之奋斗一生的医药事业，她要继续开展科研和带研究生。有关部门曾经要为她改善住房条件，按标准分配给她一套大房子，但是她婉言谢绝了，原因很简单：一是老房子离单位近，上班方便；二是老房子够用了，不必奢华。对现今社会上拼命要房子，要钱财的不正之风，黄量十分反感，她更反对把国家分配给高干的房子作为遗产留给子女。她就是这样一个耿直、无私，开朗，透明，办事认真，温文尔雅，有着传统美德的典型中国老知识分子。面对老学姐，我油然而生敬仰、崇拜之情，愿学妹们能继承她的优良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