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在母校

中西女中1942届  吴经(现名吴合)

1936年夏，我从上海中西女中附小升入中西女中，1942年高中毕业，作为前十名，被保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医预科，后又考入上海医学院，1945年我加入中共地下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当时中西女中图书馆给了我很大的启蒙教育。至今我常梦见中西女中的图书馆，可见我对它憧憬印象之深。图书馆里有许多进步书籍，我贪婪地看过巴金的《家》、《春》、《秋》，鲁迅的《狂人日记》等杂文，曹禺的《日出》、茅盾的《子夜》，瞿秋白的《海上述林》、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母亲》和丁玲、郁达夫、曹靖华、萧军、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作家的书，《八月的乡村》、《死魂灵》、《西线无战事》、《罪与罚》、《卓娅和舒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俄罗斯十女杰》、《第四十一个》、{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等。图书馆中还有英文的马克思著作《资本论》。作为办学，中西女中的图书馆实在是很有特色，有其深远影响的。

    在一次寒假里，中西高班同学曹宝贞带我去参加由上海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简称“上海联”)举办的系列座谈会，是廿名工人、廿名学生组成。记得一次讨论主题为“工人是否应该参加文化学习?”一名带红领带的学生(胡国定，解放后曾任天津南开大学校长)站起来发言认为工人应该学习文化；随后一名满脸麻子、疲惫、一身油秽、矮矮的工人站起来，用极端愤怒的声调发言说，他父母是工人，早死，做工的哥哥积劳患肺结核卧床在家，他才十九岁，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把饭做了，留给哥哥吃不饱的一半，自己带上吃不饱的另一半去上工，一天上班12个小时还想加点班多挣点钱。他厉声责问说：“带红领带的学生!我们不愿夹着书去上学吗?!你说我们怎么能去学习?!”我原来也认为工人学习文化总是好的，当时我一下子明白了，只有革命，推翻剥削人的社会才是出路。我们还参加由刘良模指挥的歌咏班，唱“松花江上”、“在太行山上”、“游击队歌”、“救亡进行曲”、“新的女性”、“毕业歌”、“渔光曲”……“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高昂的歌词激励着我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清早上学，在愚园路口见印度阿三巡警扬鞭抽打拉菜的农民，凶狠的日本鬼子吓得我们只敢绕道而行……这些都激起我们中华儿女满腔怒火。当时我是中西女中学生自治会会长，星期日在慕尔礼拜堂协助管理街道儿童听主日课，讲完后发给每人一碗粥，而孩子们几乎不要命地还争吃第二碗。同学们曾问一个孩子这是为什么，孩子说，爸爸妈妈有病没力气干活，自己肚子饿，只能在街上要一点吃一点。同学们被震惊了。1984年，我在上海参加筹建市三、中西、圣玛利亚女中同学会时，薛正老校长对我说起：“当年你在中西女中当自治会会长，经常反映以上一类情况，外籍教师Miss Robinson曾问我，吴经怎么经常谈这些情况?我当时答复她说，情况就是这样。”

    在1941年圣诞节夜，我们高三班同学按常规列队在安宁美丽的校园里提灯巡回唱圣诞歌：“Silent night，holy night，all is calm…”，同学戴誉芳(当时是中共党员)特意走在最后，悄悄告诉我皖南事变……。戴还借给我看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等书。

我们1942届的级色是黄和蓝，级花是腊梅，级训是“Be loyal to the royal in thyself”。黄和蓝代表庄严，腊梅清香不畏寒，不争艳。Be loyal to the royal in thyself是自尊自重的意思。这些都铭刻在我脑海中对我一生很有影响，我很珍惜的。

吴经：在上海医科大学就读期间任地下党支部书记。1948年上医毕业后，到新四军浙东游击队后方医院工作。曾任院长，被誉为“白求恩式的好医生”。曾先后在游击队、部队、医学院、医院工作，办学讲课，也组织过工作、农村医疗队，培养了一批批医务人员。她救死扶伤，三次献血、一次献骨髓；她关心希望工程及盲童，春蕾工程，资助了25名儿童上学。近年来以恢复免疫功能为原则的防治反复感染、过敏性疾病的研究有显著成果，发表了不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