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缪钺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史家，又是诗人、书法家。缪钺先生毕生笔耕不止，育人不辍，是一位深受人敬爱的教育家。
　　 先生治学执教60 年，学识淹贯，经验丰富，不少刊物编辑、青年学人，来请教治学之道。先生总结毕生经验，提出三个结合作为治学的蕲向。这三个结合是：论史结合，文史结合，古今结合。先生阐述说：“所谓论史结合，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一定要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在掌握大量资料之后，再用理论进行分析，提出论点，论从史出，避免‘左’的教条之弊。文史结合是我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文学与历史两种学科本来是息息相关、互相渗透的，所以我国古代优秀学者往往是文史兼长的。治文学的要知人伦世，要研究作家、作品的时代背景，就离不开广博的历史知识；而历史是人创造的，史书仅仅记载历史人物的表面活动，而人物的内心世界则往往在文学作品中透露出来，亦即所谓‘心声’。由文学作品探索一个人物或一个时代的‘心声’，对历史的解释更能深透。我在大学教书，既教过文学课，也教过历史课，我作科研也是二者兼顾。我的专著，如《元遗山年谱汇纂》、《杜牧年谱》、《杜牧传》、《读史存稿》、《冰茧盦丛稿》等，都是文史结合的产物，其中也偶尔有与哲学结合的。”
　　 先生是以文史见长，其实对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乃至魏晋的玄学，也都下过相当功夫。《冰茧盦丛稿》即是熔文史哲于一炉的代表作。是稿中所辑录的20 余篇论文，自30 年代初，迄于1983 年，长达半个世纪，先生广涉经、子，出入文史，治学道路上的雪泥鸿爪，依稀可见。
　　 先生继续阐述说：“古今结合，又是我国治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经世致用。研究古代的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其目的都是为了探索源流，提供借鉴，解决当世之务。顾炎武平生博览群书，考证经史，而着眼于当时的‘天下郡国利病’，提供治国方案。所以我们治学，也应怀古为今用的精神，不可为古而古。尤其是研究历史，其目的是要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而研究我国历史，是要阐释数千年中华民族兴衰治乱之迹及学术文化之发展变迁，所以更应当具有‘通古今之变’的眼光。否则局限于一隅，其成就是不会大的。”
　　 先生不无遗憾地回忆到：“还在30 年代，精通中西文学的吴宓先生劝我治学应当兼通中西，多读外国书。在浙大时，中文系主任郭斌和也曾帮助我读西方书籍。可惜我偏爱汉学，未能深通西学。当今世界上，中外文化交流频繁，所以在治学的道路上还应增加一个中西结合，我的这个教训，尚望后学汲取。”
　　 先生以为治学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一是树立才学识三长为追求目标。
做学问必须有所专精，如果只是泛泛浏览，游骑无归，只能“横通”而已。先生以为：“专精必须建立在广博的基础上，如果根基浅薄，就欲专精，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徘徊探索，即使能写出一两篇文章，略有成就，以后也难以再向深广发展。譬如花树，生长在深山大泽中者，经过长期风霜锻炼，雨露滋润，根深叶茂，生生不息，能不断开花结果；若在温室培养，虽然勉强开放几朵小花，但很快就会凋谢枯萎，因为缺乏后劲。”先生告诫青年说，做学问切忌急功近利，要有范文澜先生所说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精神。
　　 唐人刘知几论治学贵有才、学、识三长。就是说，要具备精僻的见解，广博的知识，卓异的才华。当然，同时具有这三长者，颇为不易，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不过有志于治学者应以它为追求的目标。
　　 先生还说到，治学要善于借鉴前哲先贤的经验。古人治经，讲究师承家法，这是我国古代的教育传统；今人读书，从小学到大学，师长太多，师承不显。不过善学者，在自己的心目中，还可以树立一二个榜样。先生举例说：“王国维先生没有教过我，也没有当面请教过，他逝世时，我才23 岁，但却是我的一位私塾的师长，深受他的影响。因为王国维学问广博，著述宏富，识解精卓，能利用新出土之文物与文献资料互相参证，并运用西方的观点与方法，开辟治学之新领域与新方法。我读王国维、陈寅恪两位先生的著述，常感到他们的文章有灵光闪耀，不但获得许多新知胜解，而且在治学的途径与方法方面，也获得指导。
　　 先生曾写过一首《夜读》诗，自述治学之经验：
　　 少时伫兴亲书卷，如向深山踽踽行。
　　 触眼峰峦乱稠叠，回头脉络尽分明。
　　 九原随会犹能作，并世扬云敢互轻？
　　 后世视今今视昔，夜灯下笔悟平生。